苏联曾经是多么的不可一世，势力遍及五大洲，就连万恶的美帝面对咄咄逼人的北极熊也不得不避其锋芒，实行战略收缩。与此同时在我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滚滚铁甲洪流成了国人的梦魇，对我国的国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突然一夜之间，苏联竟然不复存在，冷战结束，俄罗斯在苏联的废墟上出生。1999年，克格勃出生的精壮汉子---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这位年轻的总统豪迈的宣称“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如今二十年即将过去，普京是如愿以偿当了二十年总统，可俄罗斯的国力竟让一个广东省超越了。这让人情何以堪！不过这并不妨碍人家普京总统，他的执政地位依然稳如泰山，不可撼动。最意外的恐怕是普京在中国竟然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也算是一个奇观吧。

苏联强盛时期不仅军力威吓四方，就是经济也达到了美国同时期的百分之八十强，确实有雄霸四方的底气。可如今却沦落为靠出卖资源为生，国民生产总值竟然连美国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再看当初东欧的小弟们，苏联垮台后，纷纷开启改革进程，全面融入西方文明世界，经过一段必不可免的阵痛期，今日大多数国家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反观俄罗斯，虽然也抛弃了极权制度，经过休克疗法，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虽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却每况愈下，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呢？

东欧与苏联有何不同？

东欧转型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东欧的极权制度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力强加的。是在苏联的坦克和刺刀下强制推行的一套社会制度。一旦外在的强制减弱或消退，被压抑的生命就会喷薄而出。东欧社会虽然经历了苏俄强加的五十余年的极权统治，社会遭受了极大地蹂躏，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到一个可怕的地步，但社会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并未破坏殆尽，而且东欧和西欧在文化上都属于基督教文明，因此从文化上来说就不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和碰撞，而是文明的回归，是游子回家。所以东欧剧变后普遍实施了清除极权影响的相关法律，对罪恶实施了较为彻底的清算。没有清算和真相就没有真正的和解。基督教文明在社会伤痛的医治和全民族的和解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东欧社会由此获得了新生，从而把社会建基于公义的基石上。良好的社会制度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在融入欧洲的进程中，原先被压抑的智慧充分得到了释放，东欧由此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当我们细细查考苏联的前世今生，就会发现与东欧截然不同的景象。这也是造成今日俄罗斯困局的原因。极权主义之所以在俄罗斯落地生根，长成苏联这个巨无霸，是因为它的文化基因里有适合极权主义的土壤。与东欧信仰基督教不同，俄罗斯信奉东正教。东正教有一个特征是国家元首兼任宗教的最高领袖，也就是政教合一。东正教也不太重视认罪与悔改，因此历史上一直强烈的依附于世俗政权，受其严格的控制，不象天主教和新教那样一直坚持政教分离，形成教俗二元结构。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因此在俄罗斯的文化中，顺服上帝也就是顺服帝国的统治者，而极权主义者宣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唯有他们才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人民的大救星。《圣经》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而极权主义者宣告自己发现了终极真理，他们就是真理的化身。这样极权主义者就窃据了上帝的位置，并且政教合一，完成了对肉身与灵魂的双重控制。人在这样的体制下完全被剥夺了了思考的权利，任何对现行制度提出质疑者都将在道德上处于被污名化的危险，因为极权制度先天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在极权社会任何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及其孤独的，在道德上处于先天的劣势，很难得到帮助和支持，相反，以真理的名义杀人会给人崇高感，当罪恶借真理之名在社会中呼啸时，人类的良知已被踩在脚下。于是在其他文明社会中不可思议的罪恶在此却穷出不穷的发生着。极权社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势不可挡之势把它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人将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社会失去了任何反抗的能力，正如雪球从山顶快速滚落时，任何的拦阻都将是一场灾难。唯有等到它的势能消散才有可能拥有新的开始。

这种苏式极权制度容易在政教合一式的国家实现，却很难在基督教文明为文化核心的国家建立。哪怕一时建立，也会在其内部遭受顽强的抵抗，而且其也不敢窃据上帝的位置，仅仅是利用教会为自己服务。当纳粹统治德国时，它一直面临坚持基督信仰的教会挑战。朋霍费尔的《狱中札记》体现了基督徒的道德勇气，他们对真理的持守使他们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战后的德国才能够作深刻的反思，也才有后来勃兰特惊世一跪。勃兰特的惊世一跪成就了德国，因为他为德国纳粹时代的历史做了虔诚的忏悔，为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好感。这是与基督教文化中的认罪悔改意识分不开，更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包容与接纳的教诲紧密相连。

斯大林的成功及其不可延续的原因

苏式极权制度下没有上帝的位置，对党的信仰取代了对上帝的信仰。对领袖的崇拜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因此思想自由是极其危险的事，必要扼杀在摇篮里才是让人放心的事。既然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那么剩下的就是实现真理了，故而除了思想教育课程之外，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就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它们唯一存在的意义就是从本学科的角度论证党的理论是多么伟大和不朽。因此数理化这些工具理性科目成了教育的宠儿。但数理化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发现科学之美，帮助学生认识自然的神奇、发现自然的奥秘，而是要在技术上迅速赶上并超过西方，以此来证明极权制度优越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教学上必然采取灌输式甚至填鸭式模式，拔苗助长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为探究式教学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开放式教学更是不可思议。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大多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但却有很好的服从性和精确性，也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而这恰恰是工业化大生产流水线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资源。可以说这套教育制度源源不断的提供合格的劳动力，极大地推进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

先进的生产线从哪里来？苏俄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大量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科技人才，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为此苏俄采取压榨农民，向西方大量出口粮食和原材料，以获得进口所必需的外汇资源。可以说苏俄工业化是建立在农民的斑斑血泪之上。在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一文中﹐斯大林提出的国家工业化任务第二项就是“发展对外贸易以输入机器和装备”﹔ 到得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便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正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苏式赶超战略又以高积累﹑高投资着称﹐积累率从1925/1926年的16％提高到1928~1937年间的26~27％﹐有的年份高达三分之一﹐仅1928年一年﹐苏联取自德﹑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净进口量就相当于全国产量的43.4％﹐占消费量的30.4％。 一时间﹐苏联跃居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头号买主﹐经济危机最深重的美﹑德两国是对苏出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1929年﹐仅美国就有一千多家商号向苏联出售机器设备﹔1931年﹐美国机器设备出口50％输往苏联﹐其中农业机械﹑机床﹑翻砂设备占67％﹑63％和74％﹐ 而此时美国尚未与苏联建交。1929~1930年﹐苏联购买的英国机器设备约占英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70％﹔到1932年占90％。1931年﹐苏联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30％﹐ 1932年购买了50％。与此同时﹐机器设备在苏联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1929年占30.1％﹐比1925年提高近1.2倍﹔1932年占55.7％﹐比1929年又提高了85％。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对苏联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苏联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一大批骨干企业﹐诸如三大钢铁厂﹑三大汽车厂﹑三大拖拉机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几乎全部采用了西方技术和设备。到了1939年3月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满怀自豪地讲到﹐苏联在现代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改造﹐工业所采用的新技术装备的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二战后，世界进入冷战，西方世界开始封锁苏联。但苏联借助于从德国抢夺的大量机器设备和技术，以及从中国东北抢夺的大量工厂机器迅速重建了被战争破坏的工业体系并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苏联利用二战同盟国的有利条件，在西方世界建立了卓有成效的间谍组织，广泛收集和刺探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情报，这些源源不断传回苏联的情报使苏联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并对西方世界形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苏联的严重威胁，一方面加强反间谍工作，一面对苏联采取封锁政策。随着“巴统组织”的建立，西方加强对苏联的技术封锁，禁止向苏联出售高精密机床和工业母机，加强对电子产品出口管制。失去了西方的技术支持后，苏联的发展明显后继乏力。而其教育模式又无法培养出大量的创新型人才，日渐僵化的科研模式更是限制了科研人员的创造力。苏联所做的无非是在西方三四十年代科技水平记忆不得提升和完善，无法获得开创性的突破。所以面对西方计算机技术兴起而高速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苏联就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面。西方的进步是整体的进步，是材料、工艺、技术等的长足进步，是需要长期的积累方能形成的的突破。这不是靠山寨可以胜任的！和西方同时代小巧精致的产品相比，俄罗斯的产品成了“傻、大、粗、笨”代名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俄制武器越来越落后于同期的美制武器。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拥有美制武器的以色列打得拥有同代俄制武器的阿拉伯联军丢盔弃甲，毫无还手之力。在贝卡谷地之战中，以色列的电子战飞机全面压制叙利亚的俄制雷达，在花样百出的电子战攻击下，叙利亚花费百亿美元的俄制导弹真滴灰飞烟灭。在979年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出动10万武装到牙齿的大军入侵阿富汗，在政府军投降后，阿富汗游击队利用美军援助的精巧的肩抗式毒刺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利用熟悉地形等有利条件，广泛开展山地游击战，是苏军的飞机、坦克、重炮失去用武之地，不断打败苏军清剿的计划。真正持续了整整十年，苏联不得不狼狈撤军。反观十多年后的美军阿富汗战役，美军强大的情报和侦察能力，其察打一体的瞬时攻击能力，以及强大的科研能力，甚至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研发前线需要的反地道作战的神器---温压炸弹，让美军仅仅花了41天就结束了阿富汗战争。苏联和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可以说，除了同归于尽的核武，美军可以吊打苏军。

这还是苏联投入巨资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可想而知其民用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相比是毫无竞争力。再加上80年代初世界石油市场暴跌，苏联经济遭遇重挫，再加上苏军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深深拖垮了苏联，苏联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了。

为何偏偏是俄罗斯？

有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萧何”，苏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斯大林模式”的成功，而苏联毁灭的种子就藏在“斯大林模式”里。这套模式是带有毁灭基因的，因为极权制度夺走了人的自由，毁了教育，更是摧毁了人的道德价值观念。

自从彼得大帝打开俄国大门，拥抱西方，整个俄国的上流社会以法国贵族为榜样，大量的西方文化进入俄国上流社会，经过两个世纪的文明化交流和融合，到十九世纪俄国开始成批涌现大师级的人物，无论是在思想、文学、还是科学上都占据世界一席之位。但这一进程被“十月革命”中断了，真理在握的斯大林需要的不是思想的自由，而是服从。任何的创新只要对他的真理有一丝丝威胁都将被扼杀在摇篮里。经过差不多七十年的逆淘汰，原先在沙皇时代拥有深厚教养的人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原有在上流社会的文化土壤更是被连根拔起，被毫不吝惜的抛弃了。俄罗斯民族自彼得大帝以来进过两个世纪努力而形成的文化土壤遭到不断的破坏，不断走向僵化和风化，最后成了文化的沙漠地和盐碱地了。所以苏联解体之后，放眼偌大个俄罗斯，叶利钦寻找不到一个真男儿。普京的豪言今日只成了笑话，他不是彼得大帝，他也成不了彼得大帝。他所做的恰恰与彼得大帝相反。彼得大帝是学习西方，拥抱西方，而普京选择是给西方添堵，不是一个合作者，而是一个捣乱者。普京只能是极权制度下文化的产物，他很难剥离极权体制下形成的价值观，因此俄罗斯的文化土壤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得到根本改变。沙化的土地终究长不出参天大树。

一个时代的觉醒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觉醒上，一个民族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诞生伟大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有了启蒙运动才使西方世界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正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哲学家、思想家才使人类渐渐摆脱愚昧与野蛮，走向文明与进步。而一个民族的失败同样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失败上，比较中日近代化进程我们痛心的发现，经过满清二百余年的摧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知识结构僵化导致社会发展失去活力。而由精神不独立造成的人格欠缺使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无力承担历史的重任。精神的不独立，思想的不自由就无法诞生大智慧，没有大智慧何能挽狂澜于既倒，立中流而不垮？康有为梁启超的失败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失败，康有为的知识结构，人格境界却是难以胜任这一历史重任。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终究如昙花一现，落花流水春去也。反观明治维新的日本知识界，他们耐得住寂寞，对西方文化不是一知半解，也非鹦鹉学舌，而是一头扎进西方文化的浩瀚大海，做系统的学习，推流溯源觅得真知。他们中伟大的代表就是福泽谕吉，他的“脱亚入欧”理论使日本迅速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这是日本版的“全盘西化”论。

差不多在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运动时，清王朝也开始了自强图新的洋务运动。国际社会对于中日日新月异的变化给于了高度关注，引发了中日谁将在竞争中胜出的讨论。大多数人看好大清朝，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单单看好日本，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他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他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学习的代表团，俾斯麦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因此清王朝已经失去了自我进化的可能，失去自我革新的能力，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人们只是不知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什么时候落下。

清王朝的悲剧就是今日俄罗斯的悲剧，历史给了机会，偏偏无力去抓住。再硬汉的普京也挽回不了俄罗斯继续衰落的命运，而这种衰落普京更是实际的推手。历史上俄罗斯是侵略大清朝最狠的国家，今日俄罗斯成了国际社会的弃儿，是否正应了那句话“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这是否就是古人所说“天理昭彰，报应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