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书】另类解读如何避免汉唐的覆亡厄运
2017-10-19 13: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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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强盛时期始于农耕终于农耕。厚重的黄土积淀,铸就了悠久灿烂的五千年文明,诞生过不少伟大的时代,而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汉唐。

综观这两个星光璀璨的的封建王朝,都承袭自一个伟大而又短命的前朝,而前朝又都脱胎于长年战火纷飞的乱世。春秋战国被强秦终结自不必说,虽然二世而亡,但却留给了西汉成熟的郡县制政治体系和宏大的防御工程——长城,从而一举奠定了两汉四百年的江山。同样伟大的隋朝也是承前启后,文帝结束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南北朝乱世建立大隋,不幸江山终结在同样雄才大略却急功近利的炀帝手中,把日臻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和京杭大运河拱手交到了大唐王朝手中。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汉唐的辉煌是站在秦隋的巨人肩膀上进一步开拓出来的,是一系列资源、财富的持续积累和厚积薄发的最终体现。没错,成就了汉唐盛世的正是‘积累’两个字。但为何如此伟大的王朝,却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没落和衰亡呢?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同时回答了困扰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核心问题——轮回。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被无数次暴力流血的政权更迭切割成的若干片段,一个个或短暂或长久的王朝,其实就是伴随着一次次大破大立而画就的,一个个成就大小不同的同心圆,说穿了千篇一律了无新意。

有时不禁会想,如果没有那些残暴的农民起义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的巨大破坏,我们的民族史就应该是一条连贯不断、持续上升的螺旋线,只有财富积累而没有熵减的螺旋线。对这个问题的再思考,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建立起的国家和政权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个王朝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同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掐头去尾难以追溯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从秦汉开始到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华夏一族的繁荣昌盛其实都在封建社会。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围绕着皇权天授世袭这种最极端的政治体制,和农耕土地这种最根本的自然资源,社会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族是为皇帝管理社会的官僚阶层;农民租种皇族和士族的土地并把‘剩余价值’按时上贡,社会地位排在士族之后;纯手工制造为主的工业经济对社会经济总量的贡献远远比不上农业,所以手工业者社会地位继续往后靠;而不创造财富、只是担负商品和货币流通的商人虽然经济富足,但论社会地位却是叨陪末座。至于靠卖艺卖身为生的戏子优伶,那纯粹是社会各阶层的玩物,不入流的。

说了一大通其实就一句话,农业在GDP中举足轻重。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就体现在对土地的占有之上。掌握了土地这一最基础的生产资料,自然就划分出了社会生产中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也就决定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即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皇族摘去最好的樱桃,地主士族切走最大块蛋糕,其余社会各阶层忙不迭蹲在地上捡面包渣渣儿,捡多捡少决定了财主、平民和乞丐。

清晰而又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塔尖是皇族及皇亲国戚,仅占社会总人口的1%,为皇族管理社会的士族官僚占去了9%,和大约10%的中下层社会精英一起占据着塔身,而剩下的80%依靠出卖劳力和时间生活,这群人构成了庞大的塔基。

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结果体现在财富的创造,而财富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是自下而上的单向流动,按照当今时髦的话讲,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越靠近塔尖的皇族和高级官僚占有社会上绝大多数财富,他们拥有最强的消费能力和最小的消费欲望,只能把无力消费的财富留给后代或者干脆带进坟墓;而占社会总人口80%的塔基阶层,拥有强大的消费欲望和羸弱的消费能力,所以终日只是挣扎在温饱线上,对于稍微高档点儿的消费品只有眼馋肚饱的份儿;社会产品的消费主力寄托在孱弱的塔身阶层身上,但他们过小的基数注定了消费能力不足以匹配生产能力。

消费和生产二者的关系,处理好了可以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而处理不好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当生产小于消费时,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当反过来消费能力远远匹配不上生产能力时,社会矛盾就会不可避免越积越深。道理很简单,一个只吃喝不排泄的身体能够坚持多久?抽象一下到哲学高度,社会结构同样谙合此理。

当老迈的王朝日益腐败,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揭竿而起的是首先活不下去的塔基阶层。新生政权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期间往往伴随着社会人口的锐减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就是政权更迭年代最真实生动的写照。而这种暴力革命方式主导的政权更迭,环顾世界再没有哪个民族更甚于华夏,历史上数不胜数的宫廷争斗和农民起义,仿佛在诅咒、嘲笑着这个自命文明从未间断过的民族,就是走不出一个简单的宿命轮回。为什么没有思想家去思考下没有流血战争的政权更迭方式呢?

新的王朝诞生了,但新瓶里装的却是旧酒,从皇帝到官僚阶层再到民间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完美传承坚若磐石。几千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民族,理所当然认为拳头大的人是老大,而从没有人去思考老大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更遑论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思想。好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们大都深谙民间疾苦,甫一建立新政权,往往主动采取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根本体现在还地于民轻徭薄赋,皇族和官僚高层也崇俭拒奢,如此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

新兴国家面临的是社会生产力遭到战争破坏殆尽,财政税收无论投资到哪里,都能带瞬间来社会财富总量的迅速提升。发展生产的问题很好解决,投资就是了,反正举国各行业都是需求大于产出,因而并不需要高层多么科学合理的顺序决策。饿得要死的人,先敞开肚皮痛痛快快吃饱再说,没多少技术含量的活儿傻子都会。

如同吃饱之人体力渐渐恢复,社会生产力在官商投资中慢慢得到恢复,社会财富日益积累,但新的社会矛盾开始酝酿并浮出水面。此时不再是政权初期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生产和消费之间出现的匹配矛盾。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上层和各级官僚掌握着几乎所有社会财富,热衷于通过官办企业扩大投资。投资嘛,谁投资谁获益,谁有钱不会想到投资?但问题是不接市场地气的投资和真正的需求往往并不对接,一拥而上的冷门项目瞬间就会市场饱和乃至泛滥,产能日益过剩导致投资渐渐难以收回,产能愈加过剩但投资却根本停不下来,最后成为依靠票号支撑苟延残喘的僵尸官商。

而与官府热衷投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来应该由官府税收解决的民生产业,由于款项被挪用作了官商投资而得不到解决,塔基阶层不得已必须自己购买。菲薄的收入导致顾此失彼,于是乎明明是必须的消费也尽量压缩,导致官商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加积压,如此产能过剩的官商一边积压一边生产,最终导致资金无法流动,资金链断裂破产。一如游戏中只吃喝不排泄的贪吃蛇,最终自己被自己活活撑死。

最终决定生产的是消费。当消费无以为继时,生产也就离破产咫尺之遥。消费和生产次第奄奄一息,官家财政必然从捉襟见肘到渐渐崩溃,如此塔身阶层的士族官僚薪俸自然成了无源之水。当越来越多的塔基阶层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不能保证,塔身阶层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塔基和塔身同时不堪重负,塔尖自然就失去了支撑的基础,于是就会开启一个‘新的旧轮回’。如此周而复始,直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而这个过程首先是理论上的,然后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各种不同肤色的民族,书写着殊途同归的历史。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时,变革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立法、司法、行政开始各自独立并相互牵制,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民主程序周期产生,并在选民严格监督下尽可能精干高效,一方面节省了纳税人开支,另一方面将人人切齿痛恨的腐败降至最低。小政府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杜绝了官办企业与民争利。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让私人财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护。当生产资料回到生产者手中,当理顺了生产过程中领导者和从属者的关系,并在分配方式上尽可能满足资本方和劳务方,高效的生产关系诞生了,自然会完美匹配生产力的发展。

写到这里,别有用心的人会说,照搬任何一种成熟制度到不合适的土壤里,注定会结出南橘北枳的苦果,并列举出选民不懂国事、操纵买卖选票云云……凡此种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却只是在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辩白和呐喊!试想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尝试直立行走,难道他终其一生只能爬行吗?无论干什么,贵在开始行动,并在行动中不断纠错前行,才是接近目标的唯一方法。

只有继承和发扬后的不断扬弃,只有吸收新鲜营养后的吐故纳新,才能让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生机,才能重缅我们汉唐时代的无限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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